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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第二天早上十點多,距離一早五點從營地下南田村出發,經過壽卡鐵馬站、線道199、東源村,已經過了五個多小時。黎明時分,厚厚的雲層就遮蔽了整個天空,只看得見天空慢慢地轉亮,卻不見太陽升起的樣子。

轉個彎,到了旭海草原,雲層似乎也吸收了海的所有顏色,留下兩片孤零零的大塊的灰,交會在海平面另一端那模糊的界線上。視線遠方那艘灰色的貨輪,不知道是往靠近或是離我們遠去的方向,以幾乎察覺不到的速度,緩慢的行進著。也或許它並沒有特定往哪個方向駛去,只是拋下對陸地那思念的錨,就這樣悠悠的在海上飄蕩著。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當我再度望向海上的時候,天空的雲不知道什麼時候裂開了一條縫,陽光於是從那罅隙傾瀉而出,在海面上投射出一道圓形的光暈,波浪閃著金黃色的鱗光,彷彿帶著某種宿命般的旨意。

 

「萬物皆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 Leonard Cohan

 

 

歡迎加入 SUPERACE 超馬同學會

 

去年約莫同樣的時間,我一樣參加了這場極地馬拉松台灣站的賽事,不過那時候碰上霸王級寒流,除了氣溫低到 6 度,再加上下雨颳風的關係,使得體感溫度只剩下約莫 3 度。那是我的第一場極地超馬,沒有經驗,保暖做得不夠,整場下來,行進中我只有一件長袖的排汗衣跟一件風雨衣,歷經了膝蓋受傷、失溫到幾乎失去意識、邊跑邊哭的體驗,還是完成了這場三天 134 公里的賽事。只不過,當時為了不要去想眼前那似乎看不到終點的路途,我幾乎都是低著頭,看著柏油路面上車道的白線前進,對於沿途的風景,其實並沒有太多印象。

當時信誓旦旦的跟一位同行的選手說:「這種拿自己生命開玩笑的賽事,我這輩子絕對不要再來參加了!」結果回去以後,不但報名了同年度的極地馬拉松內蒙站,也順便連今年的台灣站一起報名了。

 

開賽的前一天,我跟一位被我半哄半騙來參加賽事的朋友,一早從台北搭車,中午就到了墾丁。在等待裝備檢查的同時,慢慢的來了更多的參賽者,許多都是去年極地超馬台灣站跟內蒙站認識的熟面孔。我開始可以體會一位超馬前輩跟我說的「每年的台灣站,都像是個同學會」的感覺。

其實對於這種距離聽起來很不可思議的極地馬拉松賽事的參加者,要就是參加過一次,就再也不會再來,要不就是一直繼續參加下去。有趣的是,在參賽的過程中,許多人會以為自己是前者,賽事結束後的幾個星期,大多數人都變成後者了。

 

總而言之,聽完賽前的講習後,我跟同伴再次確認裝備,就早早地休息,畢竟賽事開始的第一天,我們必須要凌晨三點半起床,搭四點的交通車,前往賽事的起點。

 

 

啟程

 

賽事的出發點大漢林道,在中央山脈的最尾端,我們必須越過這一段總爬升為 2,300 公尺的路,往台東縣的達仁鄉出發。第一天的賽事有 50 公里,且氣象預報說這幾天還是會有寒流,但一般說來,還是有十度以上的溫度。跟去年相比,今年這種乾冷的天氣顯得宜人多了。

 

一開始 19 公里的路程,我們從標高 500 公尺處上升到 1,500 公尺,氣溫也隨之緩緩下降。不過隨著太陽慢慢的升起,繚繞在群山中的山嵐逐漸變得稀薄然後散去,只剩下些許的雲霧如蟬翼的白紗般,還眷戀在山腰中不願離開。天空中漂浮的雲擋住陽光,產生大塊的陰影投射在層層交疊的山頂及山腰,隨著山風徐徐的吹,陰影也緩緩的移動,讓蟄居在森林中的動物們,可以享受清晨陽光的溫暖。道路一旁的樹木及漫草,露珠在它們的葉緣及葉面靜靜的平躺著。我曾經聽說在朝霧散去後還殘留的露珠,是半夜睡不著的天使們留下的眼淚。如果我們願意仔細、安靜地停下腳步來傾聽,說不定有著還沒離開的天使,會害羞地低著頭,跟我們訴說她的故事。


大漢林道山腰處,早上的雲霧尚未退去

 

接著大漢林道的路程,是 15 公里左右的浸水營古道。跟大漢林道比起來,這條路更為原始,幾乎都是佈滿碎石的泥巴路,而且因為長年被樹木遮蔽的關係,使得周圍的環境一直都十分潮濕,年雨量達到五千二百多公釐,這也就是「浸水營」這個名稱的由來。1914年的「浸水營事件」,這兒排灣族力里社的原住民們,反抗當時日據時代為了加強日本的統治地位所採行的「理蕃計畫」,逼迫所有的原住民繳出他們所持有賴以維生的獵槍,而發生了戰鬥。最後日本出動兩艘驅逐艦從海上砲轟,並派出兩千名兵力進入森林與原住民們展開了白刃戰,才終於在1915年初結束了這歷經五個月的暴動。日方根據紀錄,陣亡 107 人,排灣族人們沒有留下任何死亡的統計數字,只單純化約為「不詳」兩個字。現在這兒長出了杉樹、蕨類、百合,還有許許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覆蓋了曾經灑落在這裡的赭紅色的血。有時候可以聽得見四周那不知名的鳥鳴聲,說著或許早已被遺忘的故事。

慢慢地,四週開始起霧了,並飄起了小雨。前方的能見度不到三十公尺,而有些路的寬度剛好僅容一個人通過,一旁就是滿是樹林的陡坡。我經常停下腳步,確定跟我同行的朋友有跟上來,也偶爾會想到從清朝到日據時代這五白年間,一群又一群因為貿易、爭戰、逃亡、移居等不同原因,也曾經在這樣的天氣裡來來去去的人們,面對著各自不可預知的未來。

 


浸水營古道一隅。告示牌早已因潮濕而顯得鏽蝕斑斑。


同行的友人從霧中走出來的模樣。

從一千五百公尺的高度,一路下到大武溪的河床,就可以看到海了。轉到了九號省道上,我沿著島嶼東部海岸線輪廓向南跑。第一天的賽程只剩下十公里,我的右膝隱隱約約有些澀澀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於是我走走停停,畢竟剩下兩天還有84公里的路,那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考驗。

 

靠海岸那一側的路段,去年同樣時間正在進行防波堤的工程,幾十公尺高的消波塊大剌剌的堆在路旁,今年再經過時,它們就已經被安置在堤防外屬於它們的位置,任憑著海浪在一次次的拍打中,帶走它們強韌身軀的一部分,就這樣逐漸變得衰圮。

這是一種我們稱作「宿命」的東西。

 

我在下午四點左右完成第一天的賽事。到了營站後,找到我晚上要住的帳篷,卸下裝備,盥洗一番。然後從背包裡找出一包乾燥飯跟一包泡麵,走到營站旁,加了熱水,然後到終點的另一側,等著同行朋友的歸來。

天空仍被厚重的雲層遮蔽著,黃昏的暮色將視線所及的景物全染上了略顯寂寞的灰,隨著向晚時間到來,這樣的灰也慢慢失去了它的層次,被吸進了更為深沈的黑暗當中。

我在帳篷前遇到剛回到終點不久的朋友,跟他大致上說了一下盥洗室以及熱水所在之處,便走到離紮營處幾十公尺的地方,點了根菸。

 

菸頭燃著紅色的火光,在每一次海風的吹拂下,間或明暗的閃爍著,有如跳動的生命符號般。天空看不見任何星星,細如髮絲的雨在我意識不被察覺的地方,無聲無息的下了起來。

 

今天營地所在的位置是達仁鄉一個靠海的小村莊,叫做下南田村。從我們紮營的地方,越過一個小土丘,就可以看見連接太平洋的海岸線。不過晚上往海岸的路途沒有光,所有的照明都靠自己帶的頭燈,而且雙腿已經走過一整天 50 公里的路途,也不會真的想要再多走這段路。但雖然看不見海的模樣,不過卻可以清楚地聽見伴隨著寒流而來的東北風捲著海浪,在黑暗中沈默的低語著。

將近晚上九點鐘了,許多人在這個時間點已經準備就寢,明天一早五點出發,我們必須四點鐘起床,才有充分的時間整理自己的行李。我還睡不著,所以一個人靜靜的坐在路旁昏黃的街燈下,聽著海浪用著有溫度的海水溫暖著沈睡的沙灘,那帶有厚度的潮來潮往的聲音,彷彿人們低沈的嗚咽。

 

 

「晚上是最好的時間;有時你無法入睡時,那是因為你耳朵的頻率正好與逝者的哭聲相通。」

─ 柯慈,<<等待野蠻人>>

 

 

 

關於外公的破碎的記憶

 

我從小在高雄縣的一個小鄉鎮長大,如果用一個比較精準的形容方式,就是騎十分鐘的腳踏車可以繞一圈那樣的大小。

我父親因為工作的關係,調到這個鄉鎮,在那兒遇見我母親,生下了我。母親的家族是在地人,所以小時候,我外公外婆就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每當我跟弟妹去他們家玩,我外公就會騎著他的那台老式黑藍色的三洋野狼 125 ,去附近的柑仔店買飛壘口香糖給我們。他略顯福態的身軀跨坐在機車上逐漸遠去的模樣,是我對他最深的印象。

 

我十歲那一年,父親工作又調動,我們全家於是從鄉村搬離,住進台中這個城市。當我們還在努力適應城市生活的步調時,得知外公因為腎臟的問題住進醫院洗腎的消息,父母說等學期結束到暑假的時候,會帶我們回鄉下去陪陪他。

結果比假期先到來的,是外公死亡的消息。

於是我回到從小生長的地方,參加外公的葬禮,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貼近死亡的經驗。

敬輓下方的靈堂放著我熟悉的外公長相的遺照,靈堂上那些被點亮的白色的蠟燭,紅色的燭火,吞吐著黑色的煙。前方上著亮光漆的深褐色棺木,這時打開三分之一,是給我們瞻仰遺容用的。我跟著我父母走到棺木旁,向裡面望去。外公的臉因為水分的流失,已經乾癟到只剩一層薄薄的皮膚緊貼著頭骨,留下那樣空洞的形狀。禮儀師幫他上的慘白的妝底配著外公緊閉的雙眼跟略微張開的嘴唇,現在回想起來,隱隱約約帶有點黑色的滑稽感。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卻是呆住了。因為我必須很努力地將我眼前的這張臉孔與我熟悉的外公連結在一起,甚至我必須回頭看著坐在家屬席上啜泣的外婆以及阿姨舅舅們,才能確定現在躺在棺木裡面的人是我外公。更讓我覺得訝異的是,除了他那張遺照,我幾乎記不得外公其他表情的模樣。

 

我已經忘了我在葬禮上是否哭泣了。不過從那時候開始,我會把握機會努力盯住每一個在我生命中出現的人的臉孔,去好好記得他們臉上五官的每一個細部,皺紋的紋路,笑起來時嘴角上揚的幅度......等,因為我怕我會忘記他們的模樣。但我更害怕的是,我當下以為我可以永遠記住的某一瞬間,卻在下一個瞬間被遺忘。

有一個理論是說,我們的每一次睡眠,都是為了遺忘某些不那麼必要的記憶,進而使我們的大腦可以記住其他更重要的事。但是,我們要怎麼樣知道什麼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記憶,什麼不是呢?

 

「有一個夜晚我燒毀了所有的記憶,從此我的夢就變得透明了。」泰戈爾於是這麼說著。

「那麼,在那些我所遺忘的記憶時間中,是否也同時失去了構成我靈與肉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那麼我的人生,還是完整的嗎?」我這樣問我自己。

然而,在賽事的開始,我仍然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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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浪聲有節奏的在看不見的地方起伏著,我躺在帳篷內,安安靜靜地聽著它們低語呢喃的聲音,彷彿訴說著大海另一端的訊息。我於是閉上眼睛,想像自己坐在一艘獨木舟上,隨著海浪盪啊盪,等待著睡意終於如潮水一般來襲。

夢裡,我外公看著我,用著我唯一記得的那張照片上沒有表情的表情,卻也沒有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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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稱作宿命的光壟罩

 

第二天的賽事有 64 公里,清晨五點開始,我們從海岸線轉進山路,一開始的 15 公里全是上坡,一直要到壽卡鐵馬站之後,才會有較為平緩的地形。今天的路途,前 36 公里全在山區內。厚重的灰色天空壓縮著視線範圍內的空間,落山風將冷冽的空氣從山頂上往海的方向不留情地吹著,在我耳際旁髮根的地方徘徊。偶而會飄起幾乎察覺不到的小雨,輕打在我的帽沿,搭搭搭的作響,告訴我這世界的齒輪仍舊繼續行走著。

我慢慢的提升我的速度,一個人在旭海公路上跑著,除了海風在我耳朵旁颯颯的吹,我只聽得到我的腳步聲以及喘息的聲音。

然後我看到了那束宿命的光。

只是,Leonard Cohen 在兩個多月前以 82 歲的年紀過世了。同年的早些時候,Bob Dylan 以歌手的身份獲得 2016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然而,「活著」這個條件,是諾貝爾獎的得獎資格其中之一。所以這個不知道是 Cohen 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遺憾,就這樣永遠存在著。

這也是「宿命」吧,我想。上帝做為一個旁觀者,有時候會對有著費盡全力卻毫無所獲的命運的那些人們,露出殘忍地微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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